宋庄不是一般的村庄，它擦着北京城的东边，没有高楼大厦，一水的平房摊了一大片，没有田地，却有几座博物馆。这里是北漂艺术家们的聚集地。闺蜜说：“没去过宋庄还好意思谈当代艺术？”于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她带着我拐进了宋庄的一家饭馆，闺蜜的画画老师和夫人如约而至。老师点了一盆臭桂鱼，拧开自酿的浑浊的酒，拉开了架势：

 

“中国啥事都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家的价值观肯定不一样，体制外的艺术家以上电视台为耻，以参加全国美展为耻，以入美协为耻，死扛着，过很穷的日子。很多人的作品都是批判主义，我们含蓄地批判着现实，从不唱赞歌。我自认为是思想家。”老师一开腔，就像堰塞湖决口。

 

“您听说了吗？最近有幅画拍到了一亿元。”

 

“我一哥们，他的画拍出了一千多万，落到他兜里的只有八十多万。拍卖的画，十幅里有九幅不靠谱。这就叫‘做记录’——— 比如你拿着十万的画，到拍卖行说：老板，商量一下，这幅画，给你几万块钱，我在你这里转一下，卖多少你甭操心。拍卖行老板当然不会拒绝，白捞好几万呀。拍卖那天，底下就呼噜呼噜举牌子起哄，一会儿就拱到上千万，你以为买家真出钱？哪的事呀，都是在那儿自搂呢，完了，拍卖行那里就有‘记录’了：某某人的画突破千万。之后，这幅画或被拿去银行作抵押贷款，或几百万卖给‘捡便宜’的收藏家。击鼓传花，就看有没有下家了。”

 

“怪不得”，闺蜜说，“我认识一个富二代，老爸使足了劲，终于在一个著名的艺术品拍卖行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啪，头儿扔过来一个大本子，告诉他说，你去清债吧。这傻钵依就挨个打电话：‘诶，我是某某拍卖行的，你是那谁谁谁吗？你欠了我们拍卖行多少多少钱，啥时还？’电话那头就问了，‘您谁呀？’‘我新来的’‘哦，怪不得，先问明白了再来烦你大爷，我们在您那儿就是走一个账，谁和你来真的？跟你们头儿说，有你这么愣的，下回爷还真不伺候了。’这孩子还挺执着，一个月内，照着名单，挨个打了一溜够儿，琢磨着，怎么许多欠债人都是当代名画家？后来明白过味儿了，他们全是自个儿拍自己个儿，呆账，根本要不回来。这小子现在自己开画廊了。”

 

画家说：“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几百、几千块的低端货好卖，十万左右的很难卖，这档的画儿在国外好卖，人家那儿中产阶级多呀，一幅画儿，看着好就买了，交费了，就像我点个菜，我吃了，享受了。中国哪有中产阶级？除了老板就是打工的，公务员、央企员工算是中产吧，你觉得他会花几万去买张画吗？高端画都是有故事的，大款买画是投资行为，买回去就唠叨，这画家咋还不死呀？死了我这画就升值了。我呢，凭本事吃饭，画画是力气活，画上一两个月的画，卖几万块钱，对得起我自己，也对得起买家。”

 

“如果有人给您出个题目，让您按题作画您干吗？”

 

我绝对是主动创作，没有创意就没有作品。画家一脸正色。闺蜜恨恨地扫了我一眼：“师傅，您怎么看行为艺术？”

 

“搞行为艺术首先你要很有钱，还要有强大的学术知识，有很多评论家为你写文章，你还要持之以恒，一个东西要做好多年。这期间你都不挣钱，如果你没钱，就得有个机构、基金支持你。”

 

“师傅，我好久没来您这儿画画了，很想看看您的近作。”

 

“那就去我家吧。”

 

格外透亮的天空，觅食的母鸡，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村庄。

 

师傅家是一溜三间大瓦房，房前是四五米宽的院子，一个巨大的条案占了大半个院子，上面摆着师傅的雕塑和陶艺作品。

 

“开暖气，开暖气。”师傅一边忙活一边说，“今年全改成电暖气了，烧柴火、点煤炉都是违法的。这电暖气老贵了，走一个字儿，白天五毛，晚上一毛，如果不是贵客到，我白天都不开，烧一会儿就暖了。这两幅是我最近的作品，人世间的事没啥好表达的了，我准备画个动物系列。”

 

这两幅画都是一米见方的油画，斑马们的身子隐在草丛里，画面上全是肥硕的马屁股。那头驴大脑袋，小身子，长短不一的腿儿，让你忍不住要去扶它。

 

闺蜜说：“我很喜欢，这个系列我收了。”

 

晚上，闺蜜在家里为我饯行，我和闺蜜一边品着饭后甜酒，一边讨论那幅驴画该取代墙上的哪幅，壁炉里热烈的火苗映红了闺蜜的俏脸。她的小女儿突然跑过来：“妈妈，咱家太热了！”她推开了窗子，一股清冽的风穿堂而过，舒坦。

 

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2018年01月28日AA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