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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岁的小雅结婚时,我是伴娘,她说,“你的三个孩子都健康长大,我有了孩子一定让你当教母”。

    半年后,小雅和我午餐,她愁眉苦脸地说,“还没怀上,医生说我们这个岁数,最好做试管婴儿。”

    “那赶紧呀。”

    “说的容易,我问了专家,一个疗程要花一万多美元,从注射激素,到全麻取卵、植入,这可是手术,小半年出去了,身心都有很大付出,如果保证能怀上,我也就认了,可是……”

    这教母我非当不可:“前几天看新闻,有一个公司专门预测试管婴儿成功的几率,据说准得像大仙。我这就帮你找找资料。”

    回到家,我很快就搜到有关信息传给小雅。一周后,小雅找上门来,“那家公司看了我和老公的资料,说是我俩有65%的成功机会,鼓励我们做。”

    半年后的一天,小雅约我午餐,“我刚从医院回来,化验结果是阳性。我怀上啦!医生从我的身体里取出九个卵子,和我老公的精子合在一起,得到了9个受精卵,四个优级,两个良,剩下那仨刚及格。这次植入两个优级的,剩下7个全冻起来了。”

    次日一大早,打开微信,小雅发了一大串语无伦次的话,一个意思,她流产了。两个月后,剩下的那两个优级的被植入小雅体内,这次干脆就没有反应。

    我带着新出炉的蛋糕去看她,“还有五个呢,别灰心。”

    “先不说我身体的疼痛,这般的期盼和失望再轮回一次,我会疯掉的。可算出来我有大于50%的成功几率,他们鼓励我做第三次,还说如果不成功会退钱。每每想到我还有5个小宝贝呆在那冰冷的世界里,我就多了一分勇气。”

    该说的话都让她说了,我最好做一名耐心的听众。

    三年后的晚秋时节,小雅带着两岁的儿子来斯坦福校园和我午餐,我带她娘儿俩去B ioX(生物交叉学科)克拉克大楼下的咖啡馆。刚落座,小雅一把抓住我,“你看,王永雄教授在那儿,咱过去打个招呼?”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头发灰白、高个子、身材直挺消瘦的男人,正朝咖啡馆走来。“他是统计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你认识他?”我拿眼打着小雅。

    “还记得那家预测试管婴儿成功率的公司吗?在用他们的产品前,我做了很多调研,他们产品的理论基础是王教授做出来的。咱去打个招呼吧。”小雅抱起儿子,迎了上去。

    “王教授,您好!我叫小雅,这是我的儿子。我两次都失败了,本来不打算做了,因为相信了您那家公司给我算的成功几率,我才鼓足勇气做了第三次,终于有了他。”小雅那语气仿佛见到了送子观音。

    王教授看上去有些窘:“那公司是斯坦福医学院的教授创办的,我只是顾问。”

    我几乎天天在这个点在这儿看到王教授,今儿趁他精神还不错,又有小雅在,我胆儿一肥:“王教授,除此之外,听说您还办了很多公司?”

    “哪里,哪里。我只是参与了五个公司,全与基因和健康有关,但都不是我办的,是我的同事、博士生和博士后们办的,我只是顾问。我主要追求学术成果,而他们了解社会需求,有激情,有能力把我们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技术开公司。对此我持支持态度,但我自己从来不办公司,术有专攻。”他的语气和做派透着一种古代中国文人的清冷劲儿,我好奇心陡起,开始刨根问底。

    “十几年前,斯坦福医学院不育症专家姚教授收集到了数千个病例,美国大约有12%的妇女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自然怀孕,其中45%寻求试管婴儿,虽然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但仍有大约30%的失败率。我和姚大夫分析了这些病例,用贝叶斯概率建立模型,一方面让那30%不可能怀孕的妇女免受身心痛苦和金钱损失,尽早开始规划新的生活,比如领养,另一方面,让那65%的妇女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实现生子的愿望。姚大夫在这套模型的基础上开了公司。这算是我参与的第一家公司。”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受益者喽!”小雅忙不迭地插话。

    “第二家是基因测序公司,我的一个博士生觉得我的一些DNA序列数据分析方法有商业前景,就去商学院修创业课程,期末报告就是利用这个理论做基因分析,得到了创业资金,办了Bina,前不久被罗氏药业高价收购了。”

    “第三个公司是咱们中国人办的,研发罕见病诊断系统。我有一个学生叫马欣,是中国留学生。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生物信息学和统计遗传学上的一些研究和相关知识库搜索的算法在中国医疗界会有很多应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我们决定开发罕见病诊断系统。罕见病很复杂,病人年龄小,症状很痛苦。目前已知的罕见病大多是基因突变引起的,孩子出生几个月就出现症状,例如黄斑、呕吐、眼睛不正常等等,能描述出来的症状超过一万个,平均下来每一种罕见病至少有十个症状,这么复杂,医生不可能全记下来,而且因为是‘罕见’的,所以诊断非常困难。我们把病名和病症配对,加上患者基因组序列数据中的信息,做成罕见病诊断系统。比如一个病人有十二个症状,他是得了哪种罕见病呢?用我们这套系统就可以很快诊断出来。有些罕见病,如果及时诊断,是可以用现有药物和技术治愈或改进的。比如小孩患有代谢功能障碍,有可能是他体内缺少一种酶,如果确诊,给他补充这种酶,他有很大的可能康复。马欣现在回到中国成都,成立了Genomcan.com.对不起,”王教授指着手表说,“我下来买杯茶,学生们都在楼上的实验室等我呢。”

    午餐后,我们三人走出餐厅,天空飘起了雨。我解下披巾要给宝宝围上,小雅拉住我:“我儿子可是冻出来的,这点儿毛毛雨。”她把围巾绕到我的脖子上,拉着宝宝消失在雨雾中。

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2018年03月18日 AA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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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舒叶

郇舒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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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大学任职27年,退休前担任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培训部和中国关系部主任。现任南方都市报“硅谷来信”专栏作家和广东省贸促会驻硅谷办公室经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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