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是我多年的邻居，她曾是硅谷一个著名的有几千员工的公司的总裁。朱莉的两个孩子和我的孩子几乎是同级，而且同校。她偶尔请我搭把手接送孩子。近邻加上趣味相投，我们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两年前，朱莉突然辞职，成了一个全职母亲，奇怪的是，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反而比以前多了很多，我很纳闷。终于有一天，我俩把孩子送到足球场后，朱莉提议去她家喝一杯。

    朱莉的房子是我们这条街上最大最漂亮的。以往周末，整条街常常会被她家派对客人的豪车塞得满满的，朱莉也常常邀请我去她家和客人侃中国这一当今硅谷最热门的话题。这样的景象已经一年多没有出现了。如今朱莉家门可罗雀，里面也是凌乱不堪。朱莉把茶几上的东西推了推，腾出一角，放上两个茶杯，冲上热水，“三年前的一个深夜，我正忙着连夜加班在公司开会，突然头像炸裂一般疼痛，好歹把自己挪到卫生间，吐得一塌糊涂。过了好一会儿，头痛减轻，我才回去，草草结束了会议。此后，类似情况时有发生。我看了好几位大夫，止痛药剂量飙升，每天昏昏沉沉，董事会提出让我休假养身体。可在家休息并没有缓解我的病情，好几次头疼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砸东西，大哭，歇斯底里地和道格拉斯大吵大闹，现在头痛越发频繁和剧烈了。你也看见了，前不久他搬走了。”眼前的朱莉，浅黄色的卷发打着缕，乱糟糟的，面色苍白，手背和手臂上布满凸起的青筋，蓝眼珠在深陷的眼窝里快速跳动，看上去有些神经质。“我的生活已经被这剧烈的头痛毁掉了，要不是这两个孩子，我都不想活了。”朱莉顿了顿，“听说中医的针灸对疼痛有很好的疗效，我看很多中国人在你家进进出出，你认识针灸师吗？”

    “斯坦福医院疼痛科的钱湘教授是我的朋友，听说他们科有治疗疼痛的针灸师。”

    “我这就去约他的门诊。”

    隔了一周，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茱莉捧着一杯咖啡，我捏着一壶茶，散步，“我去看过钱大夫了，他的诊断是我得了一种比较罕见的临床疾病：丛集性头痛。针灸对这种病没有作用，吸氧、减少压力、服用止痛药是目前普遍的疗法，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我告诉他我是在吃止痛药，但这痛发作时往往都来不及吃药，有时痛过去了，药劲却上来了，昏昏欲睡，啥事也干不成。他说这就是这种病的典型症状。这个病的病根在于鼻腔后部一个什么神经节的异常活性。这几年，他和斯坦福医学院、工程学院的同事一起研发了一种新型医疗器械，可以阻断这个神经节。目前他们的仪器已经通过FDA批准，进入人体试验阶段末期，效果不错。问我要不要试试。”

    朱莉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塑料盒，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层层的纸，露出一颗黑色的大米粒，一头还连着两根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铜丝。“就是这个样子”，朱莉把那盒子凑到我的眼前，“钱大夫说，从口腔里开个小孔，把它放进去，小手术，半天即可出院。以后头一疼，就用手机的App遥控它放电，让神经细胞安静下来，疼痛自然就消失了。”

    “把这玩意儿放到鼻子里？”我疑惑地看着朱莉。

    “你不会体会到那头痛有多么残酷，那真是疼起来能要命，你看，我的右眼角都开始耷拉了，都是因为这难缠的头痛。权当它是一个挖不出来的大鼻涕妞儿吧。”朱莉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一个月后，朱莉笑吟吟地来我家敲门儿，“那小妞儿在我鼻子后面躲了三周了，我就使唤了她一次，真管用，止痛药停了。我又开始工作了。”

    “我真为你高兴！”

    “多亏你介绍钱大夫！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还很有硅谷范儿，你知道吗，他是斯坦福医学院孵化器的指导教授，一有空就去那里讨论项目，随时和斯坦福的那些聪明大脑激荡。今晚我约了硅谷风投和企业家还有钱大夫，看看他们能不能擦出火花。你也来会会你的老朋友吧。”

    朱莉家的客厅里，人们擎着酒杯窃窃而谈。钱教授刚到，我总觉得只要给他套上青布长衫，不用任何装饰，钱教授就妥妥的是一位从民国走来的江南才子。大家围着钱教授，请他讲那颗黑米粒，“这还不够完美，我正在和工程学院的教授讨论把它做得更小，从鼻腔里内窥镜下植入，这样创口就更小了。我们的长远目标是用新材料代替金属，直接把它贴在鼻腔内，不用开刀。”人越来越多，我再也听不清他们的讨论内容，找到朱莉问她需要什么，“你看这么多人对钱教授的研究感兴趣，硅谷现在的资金和人力都在往生物医疗方面转。哦，晚饭我都准备好了。你方便就带瓶饮料吧。”

    我回到家从酒窖里选了一支前年的纳帕红酒，先生看了摇头，我说：“就它了，去年纳帕大火后买的几箱赈灾酒。朱莉他们家那么多人，谁分得出来呀！”

    “妈，”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带着一阵风和几个同学刮进了屋，“你那姐们满血复活了吧？又没地儿停车了。”我出门一看，温柔的月色罩着满大街的车，只好打开了后院的车库大门。

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2018年04月01日AA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