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传奇：从流浪汉到亿万富翁-郇舒叶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卓然是我认识的最幸运的女人，硕士一毕业就加入了一个半导体初创公司，没几年公司上市，而且股价一飞冲天，年纪轻轻地就退休了，平日里除了打球就是看博物馆，有时会拉上我。

初夏的傍晚，我俩离开金门公园的德阳博物馆，走到大街上找饭辙。路边有个意大利披萨店，我拽着她往里走，里面空间巨大，灯光昏暗，还有亮晶晶的吧台，店员迎上来，那典型的意大利脸上的意大利式的笑，都溢到翘胡子尖儿上了，一看就知价格不菲。

卓然的手指在饮料单上滑动，“太花哨了”，她嘟囔着。“想听听我的建议吗？”循声望去，一个中年男人向我俩挥手。“邢先生，您怎么在这里？”卓云满腔惊喜迎过去，“这是我的朋友舒叶，”她转过身来，“这是我那公司的老总，邢正人！”跑堂的把我们三人安置到一张大餐桌，“这家店的老板兼大厨吉瓦尼是我的老朋友，我每次来旧金山都在这里晚餐。”邢先生说。

我海阔天空，东拉西扯，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邢先生打开了话匣子。

“我1959年出生在上海，父母都是水利专家。我八岁那年，正值‘文革’，他俩去支援内地建设，我就和奶奶过日子。父母不在身边，无论我做什么，奶奶都说好，活得真的是无拘无束。那个年代，我家常常揭不开锅，可我有成群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用木头做风筝、飞机和船的模型，那时的玩法可多了，打弹弓，斗蟋蟀，打群架，下军棋、象棋、围棋。”

“当年在学校我读书就像照镜子一样，是反着的，而且不光是反的，还没有次序，别人看东西是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逐字逐句地读。而我是一大片一大片地扫过去，入眼的都是几何形状，而不是字。当然了，我一直是所谓的后进生，老师和同学都说我笨，可我知道我不笨，因为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物理和数学，我都听得懂，课堂上回答问题，我不比同学差，甚至比他们还好，我总想证明我不笨，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成绩真的打脸。”邢先生把手放到脸上，夸张的表情令我和卓云忍俊不禁。

“上高中后，我被选到体校特训游泳，每天训练半天。对我这种‘笨’孩子来说，体校成了救命稻草。我常常自我安慰，不识字没关系，我的人生目标是当游泳冠军。我十六岁那年，父母回到上海，发现我连报纸都读不了，妈妈立刻给我找了家教，一对一地教我识字。我刚刚能认识几个字，体校说我心跳快，游泳是没前途的，把我开除了。”

“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难过得要死不活的。高中毕业后，我去了技校，学习车工和钳工。1978年春，高考恢复，当年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是300分，我考了三百多分，但因为我的在校学生身份，必须由我所在学校出介绍信推荐才可入学。可我在技校成绩不好，再加上海外关系复杂，家庭成分不好，就这样，大学的大门在我面前关上了。”

“技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纺织机械研究所的车间做车工和钳工。那时我突然迷上了数学，每天也无心工作，沉醉于解各种数学偏题难题。后来参加电大考试，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我去单位开介绍信，书记说，你平时太散漫，工分完不成，我不给你开介绍信是对你负责。从现在起，你端正态度，把工作做好，明年我批准你上电大。”

“那你不气死啦？”卓然呡了一口酒。

“可不是？1979年中美建交，让我倒霉了一辈子的海外关系给我转了运。我在美国的姑妈帮我申请到美国留学。1981年初夏我来到旧金山，住在姑妈家，姑妈一家人都是常青藤毕业的，老套儿的知识分子，家规非常多，而我从小就是没规矩的野孩子，没住几天就和她吵翻了，离开了她的家。那时正值夏天，学校不开学。我背着我的全部家当漫步在旧金山街头，身上只有30美元，语言不通，真是走投无路。好在天气不冷，我就跟着一帮流浪汉混，夜晚在金门公园里睡觉。”

我让跑堂的换上一壶新茶。邢先生轻轻地摇着茶杯，茶水在昏黄的灯光下金光荡漾。

“后来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我饥肠辘辘，在街上找饭辙。路过这个餐馆，老板正好走出来，问我愿不愿在这里洗盘子，可以提供吃住，还有热水澡。我那时浑身痒得都快发疯了，一听说有热水澡就答应了。在意大利餐馆的那段日子是我来美国后最悠闲的时光。我每周在这里做两三天，其他几天去另一家面包房工作，那个老板很黑，到了发薪日，连一分钱都不付我，我一怒砸了他的门脸，他吓坏了，加上理亏，就把工钱给我了。当然这份工也就没了。

我又找了一份工，清洁地下电缆。那时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我钻到地下，清扫沉积在电缆上几十年的污垢。恶臭、粉尘弄得我喘不过气来，直到生不如死的感觉沾满了我的脑子才不得不放弃。那时，作为一个语言不通的新移民，为了生存，什么脏活累活，只要能挣到钱我都做。

就这样混到了9月开学，当时的学费是1800美元，我根本赚不到那么多钱，幸亏我姑妈给我付了学费，意大利餐馆老板也给我增加了工时，我再也不用到处找零工了。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堂姐来看我，说旧金山以南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柏拉阿图市有成人语言学校，不收学费，这可以省一大笔钱啊。于是我搬到那里，和三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一间公寓房。

在柏拉阿图，我的第一份工是在一家叫富贵寿司的日本餐馆当跑堂的，一晚上小费就可以挣到二三十。没干几天，老板娘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后，就客气地和我结了账。当时富贵寿司对面是一家法国餐厅，正好需要一个收碗盘、换桌布的小工，我就去了，那家店生意很好，有时我一晚可以挣到七八十的小费。当然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干到很晚，我很累，没留神，把小费和餐巾纸一起扔进了垃圾桶，被老板看到了，他说我是要偷小费，不由分说就把我给开了。我的餐馆经验到此结束。

在餐馆打工的日子让我有很多机会和客人交流，揣摩客人的心理，迎合他们，这是我很珍贵的经历。1983年我已经可以说流利的英文了，觉得给自己干事的时机到了。于是我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推销我的清扫院子服务。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业务升级到清扫室内。我骑着自行车，工具都拴在车梁上，略有积蓄，我就换了一辆摩托车，扩大我的服务范围。一年下来我有了近三十家固定客户，自己掌握时间，语言学校上课几乎没迟到过，期末参加托福考试，我几乎得了满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邻居造房子，那些工人看不懂图纸，我就帮他们看，我对图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越是复杂的、立体的，我越来劲。后来口口相传，许多工头都来找我帮他们看图纸，指导他们搭房屋框架，特别是屋顶的框架。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学生身份，我开始去附近的山麓社区大学上课。

那时比起五年前，我已经算是个小富翁，生活是不愁了，可是心里总觉得缺点儿啥，有时这种感觉强烈到我经常半夜醒来，只能从做数学题和看物理专业书中找到平静。渐渐地，我的头脑清晰了，我想转到四年制大学，系统地学习物理和数学。

但当时的大学学费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虽然我可以说流利的英文，可我一直对读书和写字充满畏惧，我的笔怎么也写不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况且，以我的成绩也上不了好大学。正在纠结时，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的两个同学在佛罗里达中部的佛州大学任教，一位是工程学院院长，另一位任物理系主任，父亲鼓励我申请佛州大学。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又犹豫了，是否该抛弃眼前的稳定收入和熟悉的环境，横跨美国去上学？

我的一个客户和我关系不错，我俩经常聊天。一天下午，我清扫完院子，他递给我一罐啤酒，我们俩开始聊我的大学。巧的是，他和佛州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把我介绍给这位馆长。不久，我收到了那位馆长的信，馆长给了我一份帮他打理博物馆的工作。几天后，系主任也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可以在他的实验室里打工，这两份工作都时薪九刀，是当时最低时薪的三倍。这还用犹豫吗？我立马就决定去佛罗里达上大学。

我在山麓学院修的学分佛大是认可的，因此我从大三开始读，是固体物理专业。我好不容易踏进了大学的门槛，一心想把成绩提上去，可是，除了物理和数学，其他的凡是与阅读和写作有关的课程，不论我怎么努力，成绩都不好。

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教我量子物理的教授对我说：‘你的思路很奇怪，考试的时候，那些排在前面的，需要一步一步推理的比较简单的题，我是送分的，你全做错了。但后面那些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更多因素，你却能答对，你的思路和其他同学不同。我怀疑你可能和我一样有‘阅读障碍’这种病，有时间的话去医院精神科看看。

我去了医院。记得医生给我做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比如，给我看一些几何形状、数字和其他奇怪的图样，让我辨别和总结我都看到了什么。还有其他一些测试，我都记不起来了。测试的结果令大夫感到很奇怪，就又做了脑部MRI，最后诊断是我患有‘阅读障碍’症。我被这个诊断惊得说不出话：‘天下竟然还有这种病？’”

“是的，听着您刚讲的少年往事，对比您的成就，我就怀疑您有‘阅读障碍’症，通常表现为认知和表达是三维的、立体的，时间这个轴对他们来讲很重要。阅读障碍不是不能学，只是与一般人的学习方法不同。而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二维的，用二维的观念来评判三维的现象，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但有‘阅读障碍’的人有着非凡的想象力，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洛克菲勒、丘吉尔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有‘阅读障碍’症的人。我认识一位斯坦福的教授，他就专门研究这个，在一次晚餐上，他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当娱乐听了。没想到今儿真碰到一位。”我不由得感慨。

“仔细想来，我吸收的信息和我发出的信息之间的通道好像是与一般人不同，总和别人反着，别人认为简单的，到我这儿就变得复杂了，别人认为困难的，我却能很容易地解决。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的优势，它让我看问题的角度更广，从而得到更周全的解决方案。我的人生观在那一刻突变，跟了我一辈子的疑惑和挣扎顷刻间烟飞云散，甚至有点庆幸我居然有这个病。大学最后一年，我所有的考试时间都是别人的两倍，成绩全A。”

本科毕业后，我申请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孽子从哪里来的？’我这回可有勇气来证明给我父母看，我不笨，我可以读博士。谁知读了不到两年，1988年，我的教授要我和他去加州办公司，他还说上班后我就可以拿绿卡了。我就跟着他到了加州。我们的公司一年烧光了一千万美元，然后就破产了。绿卡也没拿到，学校也回不去了，那段时间经济不景气，工作也不好找，很痛苦。幸亏一位朋友把我介绍到Supertex做工程师，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包玉刚的侄子。

在Supertex，我的工作是半导体器件工程师，年薪三万五，做我的本行。我在Supertex干着干着，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嘛，我也可以开公司。我们大陆来美国的这一代中国人，思想观念上和美国人很像，与欧洲人、日本人甚至台湾人都很不同。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思想上没有框框，什么都敢干，1997年我和几个朋友开始创办Monolithic Power Systems，主要产品是做电源管理集成芯片。”

“我们芯源公司上市13年，股价翻了14倍，业界都说您是奇人。我怎么也没想到您有如此曲折的人生经历，而且还是‘阅读障碍’患者，幸亏您没喝酒，否则我一定认为您是酒后的醉话！”一瓶干白被卓云喝得见了底，她的话开始绵了。

“我后来很关注‘阅读障碍’，丘吉尔谈到他的坎坷经历时说，‘越失败，越有劲儿！’这简直就是我的座右铭。近来我常想起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他们可能也患有阅读障碍症，如果这些孩子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特殊的教育，很有可能长成栋梁之才。现在我觉得有‘阅读障碍’是老祖宗给我的礼物，长期与阅读障碍作斗争让我提高了对失败的忍耐度，因为失败的次数太多了嘛，练就了洞察力，得到了别人想不到的创意和商业解决方案。每当我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搅得心神不宁时，我就开着特技飞机冲上云霄，在天上打几个滚，心就平静些了。”

“现在半导体是国内的热门话题，您怎么看？”

“今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国的半导体工业一定是全世界领先的。现在国内的竞争很厉害，十年前我们开始在成都建厂，那时找的员工都是顶尖的，现在很难，像华为呀等等都是热门企业，都在和我们抢人才。”

跑堂的推来一个亮晶晶的小平台车，上面摆着几碟甜点，我选了提拉米苏，浓郁的巧克力伴着若有若无的朗姆酒香，惊动了我的每一颗味蕾。邢先生在账单上签字，我们连声道谢。邢先生的车已经等在门外，他提出送我们回家，我指着不远处的车说：“我开车来的。”

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2018年06月17日AA14版）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