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斯坦福医学院的名声，国内的朋友经常让我帮他们打听与治病有关的事，只要不是急茬，我总能“巧遇”医学院的教授、学生，或是那些为拓展国际视角来访的中国名医，问个八九不离十。眼下我在癌症中心已经啜饮了第三杯拿铁了，可是要“巧遇”的大夫还没出现，我开始怀疑医学院朋友信息的准确性。还是改天吧，我站起来朝大门走去，迎面走来一个细高挑女子，粉色围巾，浅豆绿色风衣，米色高跟鞋，蓬蓬的齐耳短发，像是刚从时装杂志里跳出来的模特，她向我扬了扬手中的米色手袋，是我的朋友玉儿，曾经担任过央视电影频道女主播的她，无时无刻不风姿绰约。

 

我俩都为在这里相遇而诧异。我赶紧告诉她我来这里的由头。她笑了笑，“我可没你这份闲情，我是来做化疗的。去年我发现乳房上有个肿块，去看大夫，活检报告结果出来，大夫说80%的几率是乳腺癌。入夜，我看着熟睡中的小儿子，想着他才4岁多，就有可能失去母亲了，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为什么是我？我不接受！”

 

我不由得走上前，拥她入怀。她的身子又轻又硬。此时，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我使劲儿地箍了她一下。

 

玉儿捋了捋头发接着说，大夫说，在旧金山湾区每八位妇女就有一人中标。基因、环境、生活习惯甚至哺乳期过长都有可能引发乳腺癌。大夫推荐我到两家医院做手术，她说斯坦福治疗乳腺癌很棒，可是排队的人特别多，我应该尽早手术。我决定还是先试一试斯坦福！冥冥之中不知是什么力量帮助了我，我居然约到了威勒大夫，她是著名的专做乳腺癌手术的医生，每天要做五六台手术，经验很丰富。

 

做手术前的那个周末，朋友约我去斯坦福校园野餐，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戴着一枚乳腺癌基金会的粉色胸针。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在大草坪上又唱又跳。置身在朋友和亲人中间，我感受到得癌症的是我一个人，但和病魔作战的是我们一群人，我必胜。

 

手术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醒来时我仍然躺在原先的那个病床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身上穿着一件粉色的带小花朵的文胸，看上去好可爱。令我惊喜的是我的乳房完整如初。

 

威勒大夫脸上依然挂着那亲切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她指指我的乳晕部位，原来，威勒大夫为了我那颗爱美的心，从乳晕部位开刀，然后刀从乳房皮下钻到肿瘤处，把它掏了出来。“过一段时间，刀口复合，那疤痕，你不仔细看，就看不到了。我在腋下也开了一刀，为的是取出淋巴结活检，通常癌细胞是通过淋巴液扩散的。你很幸运癌细胞没有扩散。”

 

手术后大夫不希望病人过多活动，所以做了这种有固定作用的文胸。威勒大夫拿起一个浅蓝色的文胸，“因为你有两个儿子啊，你一定更喜欢这一个。”斯坦福的大夫对病人很体贴，不仅手术时尽可能地减小创口，尽量缩短病人恢复时间，而且通过这小小的别致的文胸让你觉得你是被重视的，被细心呵护的。

 

我当天下午就出院了。第二天，一位朋友从洛杉矶来看我，我陪着她去斯坦福购物中心逛街，一直逛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家。说实在的我是有点累，但是那种重生的感觉让我浑身充满力气。

 

手术过后大概一个月，我的癌细胞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这是近几年来的新检测方法，只检测癌细胞的基因，根据癌细胞的生长速度和扩散程度决定是否需要化疗或放疗。

 

大夫给我分析病情：我的检测结果是处于中间，化疗和放疗变成了选项，可做可不做。但考虑到我做的是局部切除，只切除了癌变部分。根据过去的病例，局部切除后再做化疗，然后口服控制雌激素的药，复发几率是5%到6%.如果只做局部切除，复发几率是30%左右。大夫的意见是：考虑到我只是40出头，应该做放疗和化疗，以绝后患。

 

化疗是每隔三星期静脉滴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整个疗程一共四次。第一次滴注后，白血球迅速下降。医生给我一个直径7厘米、厚一厘米的圆盒子贴在肚子上，第二天早上，那个圆盒子会刺我一下，药液就进入我的体内，提升白血球，骨髓开始造血，浑身就像被蚂蚁咬了似的疼。我是周四做化疗，周五、周末歇三天，周一照常上班。

 

化疗时期，我的求生欲望很强烈，变成了下意识，指挥着我的身体，每天散步，周末还骑车，我从来不想自己是癌症病人。第三次化疗后的第二天，我全身浮肿，脸肿得像猪头一样，全身奇痒无比，一挠就红一片，特别吓人。我遭遇了严重的化疗反应，进了急诊室一查，白血球三十多万，正常标准是4万-11万。大夫给我打了一针压制过敏的药，感觉好些了。没过多久，我因为极度衰弱又进了急诊室。大夫给我开了激素，这样，我服了近一个月的激素，才完全从化疗的过敏反应中恢复过来。

 

化疗之前我还做了20次放疗。每次真正的治疗可能不到一分钟，但为了让机器对准部位，我要屏住呼吸，扩胸，进入特别规定的呼吸状态，这些准备工作大约需要半小时。每次放疗我都是利用午餐时间去的。那段时间很忙、很累，我是自找的，工作可以让我分心，没时间让我想我的病，我就是不拿自己当病人，和别人一样在职场上拼搏，这件事本身让我充满希望，变得坚强。

 

做放疗时没什么感觉，过后会非常累。我的白血球曾经很低，最低的时候不到两千。那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有白血病，于是主治大夫安排我去看血液病专家。那个专家就像天使一样，红光满面，他没有给我开任何药，而是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他曾经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得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作为癌症专家，眼看着癌症一点一点抢走他的孩子，他感到愤怒、自责和无助，开始怀疑一切，特别是自己，成了重度抑郁症患者。可是突然有一天，好像天上传来了一个声音让他惊醒：“你再这样下去，受伤的不只是你和你这个孩子！”他爬起来照镜子，对镜中的自己强颜微笑。从此他每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直到看见一张微笑的脸才开始一天的生活。

 

他的故事对我来说犹如那来自天上的声音，我不再想白血球了，我到点就去做放疗，出了医院就把心思从自己身上挪开，更多地想他人，想着怎样做事才能让他人感受到善意和爱心。三周后，白血球升到了5000.

 

今天我要和大夫讨论是否需要做第四次化疗。你和我一起见大夫吧，你可以亲自问他你的问题。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跟着玉儿进了医生诊室。医生对她说：“我有一个病人，和你同样的化疗反应。后来检查，她的癌细胞全都消失了。这说明你的身体对这个药物的反应很激烈，这是好事。但我觉得目前情况下，化疗对你身体的损伤大于益处，应该停止。我宣布你的癌症治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每半年做一次乳腺X光片，另外在今后五到十年间，每天口服控制雌激素的药就行了。”

 

“太好了！谢谢您！我的朋友舒叶有个问题要请教您。”

 

“我的朋友人在北京，她四十岁时得了乳腺癌，二十年来相安无事，今年六十岁生日时查出了乳腺癌，在同一侧乳房，但是癌的性质不同。新加坡和北京的医院给了两个不同的治疗方案，令她困惑。您能帮着看看吗？”我把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递给大夫。

 

大夫打开信封，翻了翻那摞纸说：“我需要时间仔细研究一下，你能留下你的email吗？”

 

我和玉儿一起走出诊室，她感慨地说：“跟这些医生接触，首先感到的是他们对我的爱心满得都要溢出来了，这让我觉得癌症就像感冒一样，恐惧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每次看大夫，他们都是呵护备至，我觉得心灵被洗涤了，自己的生命在增值。闯过了癌症这一关，我的生命会有不同的意义。”

 

第二天一早，我打开电脑就看到大夫的email，他需要更多病人信息和影像资料。我赶紧把大夫和北京的朋友email连起来。几天后，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斯坦福的大夫特认真，治疗方案写了好几页，和新加坡医院的方案一致。几天后，朋友又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斯坦福的大夫告诉她，新加坡医院的水平很高，而且考虑到时差和语言的因素，建议她在新加坡治疗。我给她讲了玉儿的经历，并告诉她是玉儿帮她和斯坦福大夫牵的线。

 

“托玉儿的福，我一定也能康复！”朋友的声音来自万里之外，清晰而坚定！

 

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2018年06月24日A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