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郇舒叶 > 荷兰教授的中国女儿们

荷兰教授的中国女儿们

四年前的夏天,闺蜜托我去给她的新房客送钥匙和迎新礼品:一瓶红酒。朋友说,新房客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大名鼎鼎的癌症专家,房租很可观。哈哈哈,平时看你特会说话,所以劳驾你。

我一手拎着酒瓶子,一手抱着百合花就往她家走,远远地看到两个人站在门洞里,男的一看就是荷兰人,高大,瘦削,苍白配上满头蓬松的白发,一对蓝眼睛,怎么看都像波斯猫,女的除了矮小,和男人没啥区别,连脸上的纹路都一样,她怀里抱着一只大耳朵没毛的猫。他俩身后站着一个亚洲女孩。

“我叫芮内·波纳茨,这是我的老板苏菲,女儿晨。”一听就是中国名字,哪里还需要什么花儿呀酒的,一个中国少女,立马把我们变成了远亲。我顺风顺水地接受了波纳茨夫妇“喝一杯”的邀请,也是因为他们想知道社区和高中的情况,晨是高中生,这都是我的强项,哗啦哗啦一直聊到主人开灯。从此我们成了近邻和好友。芮内在斯坦福和基因技术公司做访问教授,苏菲在镇上的一家儿童心理咨询诊所工作。半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初夏的傍晚,我在家为他们践行。餐后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篝火旁,两瓶酒下肚,芮内聊开了往事:

1982年的冬天,朋友邀我去瑞士滑雪,我当时正在忙一篇论文,不想去,他说,免费住在一个教授的度假屋,而且这个教授有个漂亮的女儿。我一听,拎起包就和他上路了。和那教授一打面儿,我的心就凉了,他是荷兰癌症研究的顶级专家,我曾申请过他的博士生,被拒了,他学术成就很高,但很可怕,他的女儿躲还来不及呢。我正盘算着怎么脱身,一个年轻女子走进屋来,在我29岁的生命中,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我开始找各种理由,在教授家混了一个月,苏菲美得像太阳一样耀眼,我得时刻戴着墨镜。”

苏菲把手从芮内的手里抽出来,脸在篝火的映照下通红。

“1987年,我俩在波士顿举行了婚礼,我那老丈人指着我说:如果当年录取他,我和他只相处四年,现在他拐走了我的女儿,我得和他纠缠一辈子了。”芮内得意地大笑起来。”我们在波士顿住了7年,苏菲想家了,我们就搬回了荷兰。我开始给老丈人打工,他是荷兰癌症研究所主任,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他对我很严厉,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看苏菲的面子,我坚持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我在专业上成长最快的时光。”

“在哈佛他已经当上助理教授了。”芮内乘机又握住了苏菲的手。苏菲接着说:“我们一直没能生孩子,眼瞅着年纪大了,于是决定领养。我俩上了许多必修课,通过儿童福利监管机构的审查,然后被列入等待收养家庭的名单。荷兰政府在领养方面有很多规定,其中一条是领养人不能大于43岁,而且和被领养的第一个孩子的岁数之差不能大于40。”

“怕孩子没长大我就挂了,你看我多么健壮。”芮内做出掰腕子的样子,胳膊上的肌肉一棱子一棱子的。苏菲笑着按下他的胳膊。

“我们等了七年,都快绝望了,在芮内43岁生日的前一周,上苍回应了我们的祈祷,我们接到了通知,有一个三岁的中国女孩可以被领养。我俩放下电话就订机票,第二天就飞往中国江西福利院,你必须得相信奇迹,在地球的那一端,玉,一个中国小姑娘,是我们的女儿。玉到家后,我没送她去幼儿园,因为她已经在福利院过了三年集体生活。我和她朝夕相处,她当时讲一口流利的江西话,是个很倔强的孩子,对每件事都用两个词来表达:‘好’,‘不好’。她很聪明,不到三个月就能讲流利的荷兰语了。”苏菲像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说起孩子,你就得耐着性子听。

“大约一年半后,我们又接到通知,玉的福利院新接收了一个18个月大的女孩,名字叫‘晨’,问我们是否愿意领养,想到玉会有个妹妹,我俩很兴奋,很快又去了江西,带回了晨。玉对晨可好了,她俩差三岁,玉像妈妈一样爱着,甚至管束着晨,从读书到发饰,没有她不操心的。晨天性很安静,一切都听姐姐的。”

“荷兰人主要吃面包,她俩都不喜欢,她们很喜欢米饭、面条和酱油。现在她们长大了,早餐都吃面条,不健康,但儿大不由娘呀。”

“有一次我和我婆婆唠叨:街上有人问我这俩孩子哪里来的。我婆婆睁大眼睛,很生气地说,怎么可以这么问?关他屁事!这就是你的女儿,我的孙女!”

芮内说:“血脉也不能保证孩子完全传承父母。你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像你们俩吗?对不对?”

“现在玉已经当了护士,有一天她和芮内讨论基因和癌症,突然说很想知道自己血亲的健康状况。我们也问过福利院,他们说当年警察在派出所大门口发现了玉,她的父母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如今,晨都开始了大学生活,我们真的空巢了。”说到这儿,苏菲满脸落寞的样子。

“荷 兰 的 大 学 容 易 上吗?”我问。

“她俩好像还挺顺的。荷兰的大学生一般都打工,我不认为大学生应该花很多时间打工,年轻人就应该学习和探索,而不应该为钱而打工,这辈子,你有很长的时间工作。玉交了男朋友,我看不上他,可玉很喜欢他,还搬去和他住。这个男孩子,就爱打水球,朋友都是高中同学,度假也不出国,就住在酒店里,能打场水球就满足了。”芮内无可奈何地说。

“天下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最好,谁都配不上。”我笑着打圆场,起身给篝火加劈柴,芮内拦住我,“天不早了,我们明天就要飞了,多保重,荷兰见。”

还没等我去荷兰,上周,芮内应邀在旧金山国际癌症大会做主旨演讲,介绍他最近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黑色素瘤患者在产生耐药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易感性,”芮内伸出拳头在我面前转了180度,“我据此开发了一种新的疗法,到敌人的后方去,从易感性下手,杀死耐药性的癌细胞。”谈起他的研究,芮内像得到糖块的孩子一样兴奋。“开了一天会,我们到海边走走吧。”

“你在这停几天呀?”

“我明天就去南加州,去我的公司开会。”

“你还有公司?做什么的?”

“简而言之就是给早期乳腺癌患者提供检测,其结果决定她是否需要化疗。化疗的过程让人痛不欲生,但目前是根治乳腺癌治疗的有效手段,如果病人挺得住的话。我和同事在2002年做了一项研究,我们把人类基因图谱中两万五千个与癌症有关的挨个儿做了研究,发现其中70个与乳腺癌的复发有关。这项结果发表在当年的《自 然》杂 志 上 。2 0 0 3年A gendia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2008年在美国建了分公司。过去的5年里,我们给7000多位病人做了检测,结果表明,46%的病人不需要化疗。这不仅给病人减轻了不必要的痛苦,也大大节省了医疗费用。目前欧洲和美国政府医疗保险已经采用这个检测。”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检测呀,可是中国不容许人体组织出口。”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检测设备集成在一个小盒子里了”,芮内用手比划着,“理论上在中国国内也可以做这项检测。”

“中国可是个大市场,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开始给他讲述新出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不知不觉,我俩走到了39号码头,数百头海狮懒懒地躺在海面为它们特制的木排上,享受着游人的关注。

“我的实验室有好几个来自中国的博士后,他们也都说该去中国。我这次去南加州的公司,和他们说说这事儿。”

不等我接茬儿,海狮们突然大叫起来:“欧耶!欧耶!”此起彼伏的喊声撕破了港湾的宁静。

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2018年07月15日AA14版)

推荐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