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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爹去世了,带着家人的敬爱和思念,还有日本人的子弹片。
 
我的公爹尽享天年,一个月前,他在太平洋两岸的亲人在网上为他庆祝97岁生日。他一口气吹灭了蛋糕上密密麻麻的蜡烛,脆。上周老人吃不下东西,感到浑身无力,家人要送他去医院住院检查,医院说没有床位。这周一全家正在忙着联系给他插管补充营养的上门服务,老人家已经安详地走了。一如他吹蜡烛,脆!
 
1923年,公爹出生在河南,1938年,中学生的他参加了一个抗日剧团,一路跋涉到延安。经过短暂的弃文从武的培训,分派到太行山地区,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和鬼子开始了游击战。
 
1943年的一次战斗中,被鬼子的子弹击中腿,晕了过去。后来被一位农妇发现,拖回家,喂以人奶和小米粥,没有任何医药,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认了嫂娘。这段经历后来被写入《河北民兵斗争故事》,有可能还是电影《沂蒙颂》的原型。康复的他被调回延安,成了抗大的最后一批学员。
 
毕业后,他又在文工团做弦乐伴奏。他最得意的是在延安大撤退时,用自制的月琴和二胡换了干粮,轻装饱腹。退休后,他又开始拉二胡。有一次,他唱罢“甘露寺”后,抖抖琴弓,他的膝盖上铺着一块手绢儿,盖了一层白色的粉末, 兴犹未尽地说:“当年我做的琴弓没使蜡,照样能拉出好调子。” 真后悔,当时没有问他那琴弓是什么材料做的。
 
1949年,他在齐齐哈尔市一所高中的排球场上对我现在的婆婆一见钟情。1950-1954年生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1963年,第四个孩子出生,成就了我现在的先生。
 
世间的事,都是冥冥中安排好的,1985年春,他的小儿子担任北京排球联赛裁判,我是新华社排球队唯一的拉拉队员,又是排球,让两个年轻人陷入爱河。
 
我第一次去男朋友家,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大桌子菜,谁也不动筷子,重要的晚餐必须等爸爸回来,婆婆说这是老赵家的规矩。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披着一件土黄色的挺括的军呢大衣,略微谢顶,眼窝和脸颊都塌了,挺拔的鼻梁显得更突出了。看着他,我对我未来丈夫的未来相貌信心满满。
 
他落座后,夹起一段鱼放到婆婆的盘子里,然后又给我夹了菜,大家才开始动筷子。那顿饭让我倍感压力,他家的媳妇可不好当。
 
转眼就要到我给自己设的目标:25岁成家。87年底, 在我的撺掇下,未婚夫正式向父母提出完婚。我未来的婆婆说,“儿子,你才24岁,研究生还没念完,着什么急。”斩钉截铁地断了我的念想。
 
我又羞又恼,不由得哭了。惊动了我未来的公爹,他对我说:妈妈担心儿子的学业,你要理解她。再说他还不到晚婚的年龄。
 
“可是舒叶25了,我们俩合格了呀!”就冲这句话,我就是他一辈子的老婆。
 
“那就好办了,你的户口在北大派出所呀。” 那一刻,我在心里叫了声“爸爸!”,这一声“爸爸”我等了19年才默默地喊出。
 
1988年1月我们结婚了。那年春天,我老公收到斯坦福电机系博士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可是由于当时的政策,他拿不到护照。以公爹的影响力,给儿子办个护照不是难事。我婆婆一直催他,他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我开不了这口!我开不了这口!”后来一个亲戚从澳大利亚来访,把我们变成了侨眷,这才拿到了护照。
 
他的四个孩子,没有沾到他的光,在文革期间却因他吃了很多苦。但他们从不埋怨他,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爸爸就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的那位师长,英俊儒雅,爱憎分明。
 
1988年底,公爹到点儿离休。他退的干净利落,老干部局安排的活动,他很少参加。弄得人家上门征求他的意见。每天除了北京晚报,啥报都不看。看完就在上面练毛笔字,写满了,再折整齐,攒够一堆就卖给收破烂儿的。阳台上摆满了他种的植物,一律绿油油,偶尔开个花儿,他就高兴地给花拍照。
 
1991年,他和婆婆来美和我们团聚,先生准备了一大箱子可乐,“咱爸1978年去日本公务,带回来一个液晶计算器和一瓶可乐,全家都纳闷儿,这么难喝的中药汤子,爸爸却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饮料。他后来挺爱喝可乐的。”
 
后来都是我们回北京看望他老人家。他患有高血压病,还有严重的失眠症。一日三餐,几乎顿顿吃剩的,他和婆婆经历过中国最困苦的年代,都舍不得浪费食物。儿女们买的营养品他出于面子,吃几次就罢了。2015年,人民大会党国宴,邀请当年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人出席,都凑不齐一桌了。我公爹不仅出席了,而且还是步行入席的。
前不久他还说,我除了瘦,耳背,其它都挺好的。我们都觉得他会成为百岁老寿星。
 
大姑姐说,周五遗体告别仪式,周日火化。先生说,如果可能,请把那个弹片挑出来,单独保存。
 
我低声默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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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舒叶

郇舒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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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大学任职27年,退休前担任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培训部和中国关系部主任。现任南方都市报“硅谷来信”专栏作家和广东省贸促会驻硅谷办公室经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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